【青海印记】国家人文历史：从神话走向科学 三江源：中华水塔，文明根脉（下）

长江正源：突破“岷山导江”的千年误读

黄河与长江这两条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河流，共同见证了无数沧海桑田的变迁。但相较于黄河自先秦便被赋予“河出昆仑”的神圣地位并引发持续探寻，长江源头的认知长期囿于文献误读与地理隔阂，《尚书·禹贡》所言“岷山导江”遂成为千年主流观点。“岷山导江”意为大禹疏导长江来到了岷山。值得注意的是，此岷山并非今日四川省内的岷山，而是指甘肃天水西南的嶓冢山。而这里确有一条大江——嘉陵江发源于此。其后的《山海经》《水经注》都沿用这一说法，使“岷山导江”的说法更加深入人心。《孔子家语·三恕》记述孔子对子路所言：“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把嘉陵江当作长江正源，尤其是在汉武帝确立《尚书》五经之首的地位后，“岷山导江”的说法更深入人心。

在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的囊极巴陇拍摄的辫状河道。长江源伸入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有大大小小十几条河流。在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头科考活动中，确定当曲为长江正源。

唐代，唐蕃古道形成后，青海玉树地区成为重要的驿站和通道，使得人们对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有了相当了解，对江源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在安南（今越南河内）做幕僚的樊绰在《云南志》中写道：“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牦牛石下，故谓之牦牛河。”此处的“江”指金沙江，他虽已经知道金沙江“流入了长江”，但囿于“岷山导江”的认识，仍以嘉陵江为主流，而以金沙江为支流。

汉唐以来，人们虽对金沙江有了更多了解，但并没有发现它为长江的真正源头。宋代传为巨然的《长江万里图》、传为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等都将岷江作为长江正源来绘制。

明崇祯十一年（1638），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前人笔记，发现金沙江在流程上长于岷江。若仅以流程为依据，将较近的岷江视为长江本源，显然是逻辑上的错误。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为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徐霞客决定沿金沙江继续逆流而上。他到了云南丽江的石鼓，因身体原因而未继续溯江西上。尽管如此，徐霞客对传统的“岷山导江”说提出了质疑，同时明确提出“江源唯远”的原则，这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清初开始，清廷便多次派遣使臣深入青藏高原，系统开展对长江源头的实地探察。康熙五十六年（1717），为绘制全国性舆图《皇舆全览图》，康熙帝派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三人赴青海西部江源地区进行地理勘测。他们“逾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闼，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当时实地勘查绘制的地图中已绘出通天河、木鲁乌苏河等河流，这表明清初已大体摸索出了长江源区的水流脉络，对长江上源的山系有了大致认知。但楚尔沁藏布一行对江源的认识还是不清楚，他们抵达巴颜喀拉山东麓，但见河流众多，密如蛛网，却无法肯定哪一条河流是长江正源，只好以“江源如帚，分散甚阔”而笼统记述，未能确立长江正源。

乾隆年间，礼部侍郎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中述及金沙江的上源木鲁乌苏河（即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源，还兼及木鲁乌苏河的上源托克托奈乌鲁木伦河（即沱沱河）的情况，不过对于长江最上游众多水流的细节仍模糊不清。清末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的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真正突破。

长江正源究竟在何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组织能力的提升与现代科考技术的应用，这一千年追问才迎来科学解答的契机。1976年和197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先后两次组织江源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了详尽考察和研究，发现长江源伸入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几条河流，其中较大的有三条，即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当曲，根据当时的测量数据，沱沱河最长，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确定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然而，随着测绘技术的进步和地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发展，当曲与沱沱河的源头数据也在不断刷新。在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头科考活动中，测得沱沱河的最长支流长度为348.63 千米，当曲则为360.34 千米，比沱沱河长出11.71千米，从而确定长江正源为当曲。当曲上源为且曲，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北支5054米无名台地东北处，海拔高度5039米，地理坐标为东经94°35′55″，北纬32°43′54″，行政隶属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结多乡。

澜沧探秘：“众水之母”源头的科学界定

在这片被称为“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腹地，还有一条大河自雪域奔涌而出，向南穿越峡谷，流经六国，最终以“湄公河”之名注入南海——这便是澜沧江。“湄公”出自泰语，直译为母亲河，引申为“众水之母”，她的地位不言而喻。无论是茶马古道还是吴哥文化，都离不开澜沧江（湄公河）的泽润。

“澜沧江”之名始见于唐代中后期樊绰《云南志》，该书对其源头只模糊记载为“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这一认知后来被宋代程大昌绘于《禹贡山川地理图》中，即《樊绰黑水图》。从唐至清初历代有关澜沧江源头的认知都不甚清晰，诸多历史文献在谈及澜沧江的源头时都只言其“源出吐蕃”，并无明确源头标识。

对澜沧江源头的认知转变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为绘制《皇舆全览图》，康熙派人进行全国测绘，其结果集中表现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上谕中，其中包括对澜沧江源头的认知：“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噶尔几杂噶尔山，名杂楮河。一源于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敖木楮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为九龙江，流入缅国。”杂楮河即今杂曲，敖木楮河即今鄂穆曲，察木多即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青藏铁路跨过沱沱河的辫状河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组织能力的提升与现代科考技术的应用，黄河、长江、澜沧江正源才得到科学确认。

1914年，周希武作为勘察边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与牛载坤合作赴玉树考察。周氏“访问长老，参考图志”，深入考察玉树地区的山川风俗、形势要隘，并参考旧时档案，写出《玉树调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澜沧江的源头及周围水流情况：“澜沧江上流有二源：北曰杂曲河，南曰鄂穆曲河。”这是周希武对澜沧江上游水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后，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对澜沧江源头的考察逐步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1999年6月27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创率队抵达澜沧江源区，考察队通过现代技术，认定扎阿曲为澜沧江正源。2002年9月，刘少创测量结果最先发表在武汉大学出版的《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并提交国际湄公河委员会。

2008年，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三江源综合科学考察中，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科考队运用遥感、GPS定位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对澜沧江源头进行了系统比对。最终确定澜沧江正源为扎阿曲，其上源为谷涌曲，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采莫赛东部，地理坐标为东经94°40′51″，北纬33°45′46″，海拔5177米，行政隶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

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正源的逐一确认，标志着这一被誉为“中华水塔”“亚洲命脉”的生态高地，完成了从传说走向科学、从模糊走向精确的认知跨越。

生生不息：守护中华水塔的时代使命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再找出三条同样的大河，其源头竟是如此之近，血脉相连。三条世界级大河，从这里向着不同方向奔流，滋养亿万生灵。溯源而上，我们追寻的不仅是江河的起点，更是中华文明与自然共生的原点——这片土地，是生命之源，亦是文明之脉。

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直接关系数亿人的饮水安全的生态环境。其水源涵养能力、气候调节功能与生物多样性价值，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然而，20世纪后期，受全球气候变暖与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一度严重退化，湖泊大量消失，野生动物锐减，水源涵养能力减退，生态“警报”频频拉响。

守护“中华水塔”刻不容缓。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系统性保护；2016年，中央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千米到扩大到19.07万平方千米，成为全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管理保护原则，针对体制试点范围内10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旧疾”，国家公园进行了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完成“一块牌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

2022年，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较2015年分别增长74.6平方千米和117.4平方千米。同时，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千米。“千湖之景”再现黄河源头。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千米到扩大到19.07万平方千米成为全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

黄河源头之变是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向好的缩影。监测数据显示，三江源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每年向中下游稳定输送近千亿立方米Ⅱ类以上的优质淡水；湿地得到原真性保护，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强，藏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现在的7万多只，难得一见的雪豹、金钱豹频频亮相，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驴在源头大地自由奔跑，猎隼、黑颈鹤、金雕等猛禽在蓝天翱翔，兔狲、藏狐等网红精灵在草原繁衍生息……三江源头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在此翻开新的篇章。

（参考资料：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任晓刚《寻源记》；杨勇《发现三江源》；《黄河故事·治理篇》；李后强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00问》；黄兴能《徐霞客溯江纪源的科考意义》；王雯静、万玛加《三江源：江河势起万物生长》；宋明慧《“中华水塔”的生态蝶变》等）